19 《孝经注疏》，第12页。

而此亦是孔庙特殊之处，即不仅仅是尊先祖，亦是尊老师之所，故杨朝明先生认为孔子师徒是拟血缘亲关系，即非血缘而同于血缘。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成汤、文、武（包括大臣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这一由孔孟发端、韩愈提出、朱子及其弟子完成的道统谱系，让中华文明道统谱系变得更为清晰、简洁和完整。

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18]参见孔祥林等《世界孔子庙研究（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然而，通读全卷四篇，居然无一处文字申述六经何以为史而非经。孔子删述的六经，被誉为古代中国的教科书，更是尽人皆知的文化常识。第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章氏慨叹：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若说儒学至尊地位得自武帝一言，武帝亡故，其威权不再存在，何以儒学绵延至两汉之末，无人翻盘？再者，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是摆脱儒术的最佳时机。比如对于理学核心概念的理，凌氏说：考《论语》及《大学》皆未尝有‘理字，徒因释氏以理事为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义。

凌氏的学礼复善之说，既强调先验的道德本心，又不忽视后天的教化，可谓是对孟、荀之说的折衷。故曰礼也者，物之致也，凌氏据此认为：此即《大学》‘格物之正义也。孟子认为人性就是人之善端，即人有善的可能，若不扩充人的善端，善的人性就相当于没有。在《论语礼后说》一文中，凌氏对礼与仁、义、智、信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夫仁义非物也，必以礼焉为物。他在对古今学术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从而建构起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

在凌氏看来，五伦与礼息息相关。方东树说：今汉学家历禁穷理，第以礼为教。理学家仅从观念的角度来看待慎独，没有看到慎独与礼的密切关系，故堕入禅学。1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74页。

钱穆说：夫徽歙之学，原于江氏，胎息本在器数、名物、律历、步算，以之治礼而独精。虽然理学的思想体系是在宋代才得以成型和完备，但是中唐李翱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不可忽视。即便是对于戴震，凌氏也偶有龃龉，他说：吾郡戴氏，著书专斥洛闽，而开卷仍先辨‘理字，又借‘体‘用二字以论小学，犹若明若昧，陷于阱擭而不能出也。慎独指礼而言，礼之以少为贵，《记》文已明言之。

其于《大学》说‘明德曰‘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说‘至善曰‘事理当然之极，说‘格物曰‘穷至事物之理。再传为次仲，则分树理、礼，为汉、宋门户焉。

性之所固有者，善也（《复礼上》，《凌廷堪全集》第一册，第13页）。凌氏拔高礼的重要性，甚至不惜对理学家的思想加以歪曲，正是其所处时代学风之体现。

2凌廷堪：《与胡敬仲书》，《凌廷堪全集》第三册，黄山书社，2009年，第194-195页。出言不以礼，弗之信矣。凌廷堪认为礼可以节情复性。（《复礼下》，《凌廷堪全集》第一册，第18-19页）凌氏于此对理学建构的过程和学者的心理作了探讨，进而指出理学的禅学倾向。在他看来，人有先验的道德禀赋，因此人性本善，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凌廷堪虽然认同五者缺一不可，但是其格外强调礼在五常中的作用，此举实际上已将礼的地位拔高到仁、义、智、信之上。

使天下之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四、结语钱穆先生说：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

 摘 要：凌廷堪撰《复礼》三篇，希望自己成为清代中期学术的开其端矫其弊之人。（《好恶说下》，《凌廷堪全集》第三册，第143页）在凌氏看来，即便是顾炎武、毛奇龄这样博极群书之人，也没能脱离宋明理学之藩篱。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对清人凌廷堪复礼思想进行研究和评价时，既要将凌氏性情论与宋明理学的相关概念和范畴进行辨析，还要对凌氏提出复礼之说与中唐李翱复性论的思想文化背景加以比较，由此才能有较为客观的结论。三、凌廷堪复礼思想的再评价学术界于凌廷堪复礼思想的评价，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阮元、张寿安等人对凌氏的复礼思想有很高的评价。

凌氏撰《复礼》之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像中唐李翱那样改变学术的进路，进而影响世道人心。以是为辟异端，而不知阴入于异端也。经过两宋时期学者的努力，李翱复性之目的可谓变成了现实。（《复礼上》，《凌廷堪全集》第一册，第14-15页）五伦在本质上是礼，以礼复性，实际上就是通过礼以节情，从而复性。

【14】以上对凌廷堪复礼思想的评价，并非要否定其在礼学方面的造诣。凌氏仿效当年李翱转变学风的做法，别出心裁地提出复礼之说。

‘……由此观之，不惟明儒之争辨格物为床下斗蚁，即宋儒之补传格物，亦属鬻沙为饭也。何也?圣人之道本乎礼而言者也，实有所见也。

这种先验的道德禀赋或本心可以具体化为仁、义、礼、智。宋明以来以体用理事等概念和范畴而形成的理学思想，也是受到禅学的影响，宋儒所以表章《四书》者，无在而非理事，无在而非体用，即无在而非禅学矣。

儒家所言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实际上，阮元与凌氏为莫逆之交，阮元认为复礼之说为唐宋以来儒者所未有，显然是出于对好友的褒奖，今人切不可将溢美之词当作事实来看待。中唐韩愈、李翱以来的儒学更新运动，在宋元明时期成为最重要的学术文化流派，即宋明理学。阮元称凌氏《复礼》三篇为唐宋以来儒者所未有【9】。

及其变之既久，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诱之以利禄，童稚习其说，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与安之。事功和道德并非末务，而是理论在现实中的落实。

凌氏说：然则修身为本者，礼而已矣。然而凌氏所处的时代，汉学之流弊亦渐显现。

李翱崇奉儒家，他站在儒家的价值立场上，将佛教的心性学说杂糅于儒学，从而建构起新的儒家人性论，以实现排击佛老、振兴儒学之目的。三代盛王之时，上以礼为教也，下以礼为学也。